十八大专题：中国经济第四极

改革开放的30年，某种程度上可以解读为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环渤海湾城市群三大经济区引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三大经济区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谁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极，各地摩拳擦掌、竞逐激烈。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城市群发展是此轮竞争的核心与关键。

成渝“双核”发力，定局西部开发

特约记者 翁一

改革开放的30年，某种程度上可以解读为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环渤海湾城市群三大经济区引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三大经济区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谁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极，各地摩拳擦掌、竞逐激烈。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城市群发展是此轮竞争的核心与关键。成渝城市群作为中国少有的双核城市群，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成都和重庆，作为西南中心，亦是中国西部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这两个城市为核心组建的城市群极具问鼎中国经济第四极的潜质，其发展水平也直接决定着西部大开发的成败。

成渝自古是一家。有着悠久历史的巴蜀文化孕育着两地人民的经济交往。抗战期间，重庆、成都成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四川和重庆基本上作为一个整体构建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四川省实施“两点、两线、两冀”战略，两省市仍然在一个体系内布局生产力。1997年，重庆直辖，两地融合依然积极推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渝经济区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国际产业分工不断深化，南亚、东南亚与我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不断加强，为成渝经济区发展提供了条件；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积极研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成渝经济区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国家在重庆、成都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允许在重要领域和关键领域先行先试，为成渝经济区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深入推进，三峡库区移民后期扶持工作全面启动，全国加大对口支援力度，为成渝经济区发展起到强有力的助推作用。

成渝经济区大事记

早在2003年国家发改委编制“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就提出把编制长三角经济区、京津冀经济区和成渝经济区的规划作为试点。四川和重庆的专家学者在两地领导和国家发改委领导支持下，开始进行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和规划的前期研究工作，于2005年9月正式出版了《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报告》一书，并上报国家发改委。

2004年2月，川渝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川渝合作协议签署，包括《关于加强川渝经济社会领域合作共谋长江上游经济区发展的框架协议》及6个“子协议”，即“1＋6”。

2007年4月于成都，四川省和重庆市签署了《关于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首次共同确定了成渝经济区的地理范围，确定建立统一的工作和协调机制，并就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

2007年之后，成渝经济区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国家编制成渝经济区规划的推进：(1)2007年4月，为尽快启动“规划”编制工作，四川省发改委会同重庆市发改委联合向国家发改委上报了《关于编制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的请示》。同年6月，两省市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规划”编制前期工作启动会。(2)2008年5月《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正式启动。(3)2009年，为配合国家发改委及有关方面做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编制工作，四川省和重庆市向发改委提交了各自编制的规划意见。

2011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批复》，正式批准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标志着成渝经济区建设通过十多年的努力，从学者研究、政府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

成渝“双核”城市群

成渝经济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基础：自然禀赋优良，产业基础较好，城镇分布密集，交通体系完整，人力资源丰富。拥有中国最为齐全的产业集群，装备制造业、汽车摩托车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民用航空航天产业、冶金和材料产业、化学工业，是其工业主导产业。

去年国务院批准实施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中将成渝经济区战略定位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全国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深化内陆开放的试验区，统筹城乡发展的示范区，长江上游生态安全的保障区。总体布局为：根据起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基础，统筹区域发展空间布局，依托中心城市和长久黄金水道，主要陆路交通干线，形成以重庆、成都为核心，沿江、沿线为发展带的“双核五带”空间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重庆、成都作为成渝城市群的双核，须进一步发挥引领区域发展的核心作用，加强重庆、成都城市之间的资源整合，优化城市功能，实现错位发展，打造带动成渝经济区发展的双引擎和对外开放的门户城市。特别是重庆发展核心，须充分发挥直辖市体制优势和辐射聚集作用，推进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应对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使东部传统制造业出现危机，三大增长极的发展速度有所回落，成渝经济区却在其间领衔增长，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重要性大大加强。而全球经济危机和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使成渝经济区的发展难度加大:区域内合作机制不够完善，一体化发展任务艰巨；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竞争力有待提升；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支撑能力亟待加强；土地等资源集约利用程度不高，生态环境约束日益明显；内陆型经济特质明显，对外开放难度较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统筹城乡改革发展任务繁重；社会事业发展之后，区域内公共服务差距大。

当务之急，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此非成渝一地之棋局，需要中央通盘考虑。而关于企业体制改革，成渝两地政府则大有可为。加大国有大中型企业、军工企业改革力度，深化石油、天然气等垄断行业改革，理顺国有企业、军工企业与地方的关系。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科学发展，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公平准入，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进入金融服务、经营性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

刘世庆：成渝经济区有望问鼎中国“第四极”

刘世庆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特约记者：翁一

时代周报：成渝经济区(城市群)极具问鼎中国经济第四极的潜质。通过与三大经济增长极的比较分析，成渝经济区的比较优势有哪些，资源禀赋有何独特之处？，

刘世庆：中国经济已进入城市群发展阶段，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市群发展进一步加速，特别表现在城市化向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的推进和深化。目前，具有全国竞争力的城市群有成渝经济区、中三角经济区、大中原经济区、东北经济区等。究竟哪一个城市群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第四极，尚无定论。各地都在竞争、发展中，竞争主要取决于核心城市的发展状况与城市群的整合水平。

成渝经济区开放历史悠久，发展道路独特：资源能源丰富；有良好的工业、农业、交通、科技、教育基础，是西部经济最发达、经济密度最高的区域；是国家重要的国防科技研发生产基地；是西部城市密度最高的城市密集区，全国少有的双核城市群；是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安全保护带。虽然成渝经济区与东部沿海相对发达的经济区相比有许多劣势，但由于其位于西部的核心地区，具有连接西北、西南和通海达疆的优越条件，构成了国家的战略后方基地；在产业结构上，全国能源基地、重型装备制造基地、国防科技工业基地的地位十分明显，近年来IT产业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迅速，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成渝经济区具有与三大经济增长极不同的区域特点和不同的经济结构特色，在全国区域分工和空间布局中完全可以扮演“五个基地、一个屏障”(清洁能源基地、重型装备制造基地、国防科技工业基地、以IT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特色农产品加工基地和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和带动西部发展的重要角色。

时代周报：目前成渝经济区最迫切需要做的是什么？

刘世庆：成渝经济区要构建起具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成渝城市群发展，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必须进一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强化快速、便捷、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支撑；进一步拓展开放合作空间，积极推进向西开放，成为向西开放的高地；进一步推进新区建设和创新发展，进一步做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与战略新兴产业。

成渝经济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远离海洋的内陆经济区，不靠海、不沿边，运输及物流成本高，经济外向程度较低，经济发展的内需主导特征十分明显。成渝经济区虽已初步形成铁路、公路、内河航运、航空和管道运输相结合的综合运输体系，但从参与国内以及全球产业分工、增强区域对内对外开放能力出发，必须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起一个全方位、快捷、方便、多向的对外交通网络通道。

时代周报：自重庆于1997年成为直辖市，成渝由此成为一个跨行政区的经济区。有学者认为，行政壁垒使两地竞争大于合作、离散大于聚合，难以融合为一体，彼此孤军奋战，丧失诸多发展机遇。成渝经济圈的打造，两地政府该如何打破行政分割、加强协作，并建立制度性的协调机制？

刘世庆：这个判断有一定误解。毋庸置疑，重庆直辖对于四川省和重庆市的经济协作关系有一定负面影响，但积极作用更大，两省市发展能力增强，成渝经济区整体发展能力增强。事实上，重庆直辖以来，两省市的融合发展，无论在政府层面、企业层面还是学者研究层面、老百姓的活动层面，都从来没有停止。尤其在经济领域，生长在巴蜀大地上的企业家们，并没有因为“分家”而丢弃割舍不断的兄弟情义，也没有因为行政区划而阻隔经济往来。

川渝共建成渝经济区协调机制方面，要建立一套跨界治理体系，这个体系强调三个维度：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多内涵的治理手段、多层次的治理空间。即是川渝共建成渝经济区需要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在多层次的治理空间上，运用多内涵的治理手段，来实施区域合作的协调管理，从而为成渝经济区的构建搭建起多维度的科学有效的制度基础。

时代周报：重庆作为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制造业基础雄厚，工业水平较高，国防科技工业尤其发达，孕育了大批军工企业。但也因此造就了重庆军工企业和中央企业比重过大、地区条块分割明显的问题。重庆军企、央企改革对成渝经济区的打造有何意义？

刘世庆：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重庆、四川中央企业、军工企业比重的确比较大，条块分割亦成为整个成渝经济区的一大产业特征，这既是问题也是优势。成渝地区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三线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西部大开发时期的开发和经营后，才有了今天的发展现状。解决军工企业、中央企业、研究机构的改革和体制问题，放大中央企业、军工企业的优势，与川渝两地政府打破分割加强合作，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甚至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成渝经济区必须发挥“军工出身”的区位优势，释放潜在能量，是川渝两地政府乃至中央政府亟须考虑的。下一步的发展应该发挥中央企业、军工企业的优势，把自主创新能力发挥出来，带动整个成渝经济区产业的转型升级。根本上，须不断推进改革，理顺中央企业、军工企业与地方的关系，同时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时代周报：近年，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东部沿海传统制造业出现危机，整个中国经济呈现西高东低的局面。由于经济的加快发展，带动了川渝尤其是重庆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改变了原先相对滞后的面貌。对重庆乃至成渝两市区域金融中心和区域资本市场的打造有何建议？

刘世庆：过去几年，金融市场在重庆、成都乃至西部各省会城市的发展是比较快的，与这几年西部经济高速发展有关。尤其是重庆，充分发挥直辖优势，区域资本市场和金融中心的建设可谓有声有色，各类产权交易所的发展方兴未艾，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已成为中国一流的电子化产权交易平台。

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发展与经济总量、中心城市的地位是相辅相成的。成都、重庆、西安这些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彼此之间不能够取代，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服务范围，未来发展有着不错的前景。在各自打造金融中心的同时，成渝经济区金融一体化发展的目标也应提上议事日程，以建立成渝经济区金融合作网和深化成渝金融合作为主体，实现金融产品市场、金融信息市场和金融人才市场的一体化。

总的来讲，无论重庆还是成都，要大力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同时，针对国家出台的政策，乘着发展成渝经济区的东风，积极建设区域性资本市场。在产权交易市场方面，须更进一步，促进林权、土地等要素市场的流转，促进文化产权市场等新兴市场的发展，以此盘活整个金融与资本市场。

时代周报：未来成渝经济区在中国经济中将居于什么地位？

刘世庆：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给予了准确的定位和很高的期望。该规划明确规定成渝经济区的功能定位是：建成中国西部重要的经济中心、我国现代产业的重要基地、西部对外开放试验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保护区。规划还确定了非常宏伟的发展目标：到2015年，成渝经济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建成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到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定量目标上，《规划》提出到2015年和2020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到39000元和65000元。

根据现在的发展态势，成渝经济区在未来十年，经济总量有可能占到全国的10%左右。在产业结构和经济总量上，对于做强川渝、带动西部、呼应东部、贡献全国，将作出更好更大的成就。成渝经济区有望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区之后，成为中国新的最大的经济增长极。

中三角：托起中部崛起的重任

本报记者 徐伟

“中三角”正在崛起，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之后，中国经济的又一增长极。有学者提出，中三角或将成为未来30年，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

众多学者看好中三角的前景，然而“中三角”的概念并不广为人知，进入公众视野也只是近两年的事，但实际上，关于中三角一体化的倡议和论证工作，已经在学界开展了整整20年。

所谓“中三角”，是指长江中游湘鄂赣三省的三个经济圈，即湖南的长株潭经济圈、湖北的武汉经济圈，以及江西的环鄱阳湖经济圈，三圈分布于长江中游沿岸，力图逐步打破交通、行政等限制，实现融合发展，互利共赢。

这一构想发轫于1992年湘潭大学两位学者的论文，他们提出将三省视为一个整体来规划布局，后经三地专家学者不断论证和丰富，名称也不断发生变化，从“长江中游地区”到“汉长昌大三角”，再到“大武汉集团城市”。

终于在2004年江西省“两会”上，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朱丽萌，首次提出“中三角”的概念。去年4月和7月，湖北省党政代表团在湖南和江西考察交流时，提出打造中三角经济区，争取成为“中国经济第四极”，中三角的概念正式进入官方话语。

“中三角”从构想到实践

城市群是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必然产物，城市群也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主体，在中国经济的传统三极增速逐渐下降的情况下，寻求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出路。由此而言，中三角的崛起正是响应了时代的号召。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之后，中国希望培育新的城市群为经济增长第四极的动机已十分明显。而湘鄂赣三省都有意愿打造“中三角”合作区，从而放大中部地区的经济总量。

今年2月10日，“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三省会商会议”在武汉举行，江西省省长鹿心社、湖北省省长王国生、湖南省副省长韩永文共同签署了“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中国社科院、工程院等有关部委领导和专家学者隆重出席。

三省共同认为，三大城市圈正在逐步成为国家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和鄂赣湘三省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核心引擎。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组合沿长江、环洞庭湖、环鄱阳湖的若干城市，通过整体规划和集成，形成跨省域的经济一体化城市集群，将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新的重要增长极。

三省人民政府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中三角”正式起航，这也是从构想到实践迈出的重要一步。紧接着，三省在交通旅游、产业经济、社会事业等方面签署了20余份合作协议，平均每半个月就有一份协议被签署。

三地合作全面升级

三方合作在交通旅游方面率先突破，2月4日，湖北、湖南、江西等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人聚首武汉，共同签订推进设立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示范区合作意向书，将实现航空、公路、铁路、水运和管道等运输方式的一体化。

4月18日，“中三角”旅游发展会商会议在武汉举行，会议达成了《“中三角”旅游合作发展2012年行动计划》和一揽子工作方案，形成了一系列合作成果。4月19日，岳阳市、九江市、咸宁市签订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和区域旅游合作协议。5月19日，鄂湘赣三省旅游部门联手启动“万人畅游鄂湘赣”活动。

商务产业方面的合作也积极跟进，2月24日，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商务发展第一次联席会议在武汉召开，发布了《武汉宣言》。“中国中三角商务网”也正式上线，采用英语、日语等10多种语言版本，实时发布三省最新合作动态。

4月11日，“中三角”经济圈小商品产业发展峰会在湖南岳阳举行，4月12日，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产业一体化战略合作发展论坛在武汉举行，湘鄂赣三省经信部门负责人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同样，农业合作也是重要课题，5月4日，三省农业部门共同签署了《湘鄂赣三省农业合作协议》，将从产业、市场、技术、信息、防疫、资源保护等八个方面“联姻”，齐步迈向农业强省，共同造就长江中游农业带。

除此之外，三省卫生部门还共同签订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卫生事业发展武汉共识》协议，就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跨省结算、医疗卫生资源共享、血吸虫病联防联控等八个方面达成共识，卫生部部长陈竺出席签字仪式。

中三角的合作全方位展开，也受到多方学者的关注，5月18日，“中三角城市建设发展高峰论坛”在武汉举行，巴曙松、陈淮、王铁军、钱东升等数位北京、上海名家学者出席。7月6?8日，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在武汉召开，峰会的主题是“中国大市场?从珠三角、长三角到中三角”。

未来前景看好

近年，湘鄂赣三省的发展有目共睹，从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中三角”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明显提速，既高过东部地区，也高过全国平均水平。湖南、湖北分别跻身全国GDP前十名，2010年，三大城市群的经济总量接近2.5万亿，位于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山东半岛之后的第五位。

武汉、长沙、南昌三大核心城市，相互之间仅相隔300公里，随着武广高铁、昌九城际铁路的通车和杭南长高铁即将运营，未来几年，将形成“一个半小时同城圈”，真正实现一体化。

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向本报记者分析，中三角未来将成为竞争中国经济第四极的重要力量，它具有交通、人才、科技、环境、劳动力等方面的多重优势，中三角一体化非常值得期待。

较早实施一体化的长株潭城市群，在票据结算、电话、交通、金融、政府规划方面都已经实现了统一。在今年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1?2012)》中，长沙的竞争力提升速度位列全球第四，同时长沙的综合竞争力排在全国第十位，城市群带来的好处已经让长沙尝到了甜头。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维新告诉记者，长株潭的城市群建设已经非常好，相比之下，武汉城市群的发展不够均衡。他曾对武汉1+8城市圈进行过调查，发现其最大问题在于武汉的“老大”思想比较严重，它跟其他8个城市没有形成内在的经济往来，这对区域发展不利。

刘维新指出，有的工业本来可以放到其他周边城市，却都放到了武汉，结果导致武汉的土地紧张、物价高企，使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也造成了运输方面的浪费，长株潭却能够形成优势互补，如果武汉不注意这个问题，将来的发展肯定赶不上长株潭。

中三角的合作实际上就是打破过去的行政区域限制，实现互利共赢，过去三省之间竞争多于合作，产业同质化较为严重，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浪费。在未来三省的产业分工上，需要有全新的规划。而行政隔阂能在多大程度上破除，形成合力共同发展，不仅是中三角合作的难题，也是未来所有跨区域合作的难题。而中三角经济区所承载的还有防止“中部塌陷”、寻求中部崛起的重任。

叶青：中三角将引领未来30年发展

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成云

访谈嘉宾：叶青(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导)

叶青曾被网友评为“中国最具个性的官员”，他是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曾连续8年上书全国两会，要求进行“公车改革”，要革“政府官员配备公务用车”的命。

他是一位学者型官员，曾担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近年来，他一直为促进中三角区域合作鼓与呼，并建言献策，推动了许多实质性的跨省域合作。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时代周报：中三角区域合作的构想已经酝酿了20年，但一直停留在学界讨论，未能有实质进展，近两年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湘鄂赣三省为何能“联起手来”？

叶青：首先，我国的经济越来越倾向于区域性合作发展，中三角的合作正是顺应了这个潮流。在三个省份中，湖北表现最为积极，因为湖北离发达地区最远，湖南和江西都毗邻珠三角、江西还靠近长三角，而湖北离传统的三个经济增长极?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都比较远，所以湖北谋求区域合作的意愿更为强烈，需要通过加强合作来做大长江中游经济区。

其次，继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之后，中国希望培育一个新的城市群为经济增长第四极的动机已十分明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东北三省一区、成渝经济区在中国形成一个巨大的环形经济圈，但这其中尚缺一个中心经济区。推动中三角城市群，形成我国中部地区鼎足而立的“大金三角”，是推动中部崛起的重大机遇。

再者，湘鄂赣携手的另一个推力是中部六省合作不足，河南与山西共建中原城市集群，安徽则一直谋靠长三角，武汉、长株潭、环鄱阳湖三大城市群总量虽然在我国都占据较大分量，但近年来由于各自忙于本地经济发展，各地区相互间的经济联系不增反减，产业结构趋同化日益严重，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等方面的竞争超过了合作，其结果是各地经济虽都有所发展，但在国家中的战略地位却不断下降。所以三省都有意愿打造“中三角”合作区。

时代周报：在传统三极受到出口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承载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并导致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中三角的崛起对我国的整体经济格局具有怎样的意义？

叶青：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即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区域结构调整，不能再过度依赖沿海，跟沿海外向型经济关系不大的企业，应该尽快转移到中西部。所以整个中国经济区域结构调整的大方向是，沿海尽可能地发展海洋经济，比如浙江的目标就是海洋经济比重要占到一半，跟海洋经济没有关系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要转移到中西部，利用中西部土地、人口和资源优势来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发展中三角是大势所趋，是做大中国经济总量的必然选择。

现在中三角三省几乎每半个月就会签一份不同领域的合作协议，包括旅游、交通、文化、图书馆、教育、经济、医疗等方面，已经签了20多份，几乎能签的都签了，但是签了协议，并不等于就一定真的会去做。现在中三角的合作是三个层面，一是政府签的合作协议，二是老百姓把这些协议兑现成实际生活的改变，三是企业间的合作，这三个层面要同时进行。现在企业做得比较实在，政府有的签完合同就没事干了，所以目前老百姓还没有从中三角的合作中得到更多的好处。

时代周报：在中国经济第四极的竞争对手中，主要有中原经济区和成渝经济区，与它们相比，三者谁更有希望胜出？

叶青：中原经济区的面积很大，但是有河南省作为主导，在规划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河南说了算，河南是中原经济区的主体，所以比较好操盘，这是他们最大的优势。他们的劣势主要是科教，河南、山西知名的高校相对较少，两院院士也特别少，所以科技人才相对落后。成渝经济区的劣势，是两地本身存在矛盾，成都和重庆原来同属四川省，分开后行政上的矛盾仍然尖锐，所以他们的发展也存在行政上的障碍，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了沿着长江、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五个经济带，做规划比较容易，但是要进行真正的合作难度还是比较大。再就是地理上的困难很大，在大面积的工业区上难有作为。

所以中三角、成渝经济区和中原经济区，做规划最容易的是中原经济区，成渝的合作比较困难，他们现在最多也就是在产品上有一些互相采购的计划，比如重庆的车卖给成都做出租车，但是真正产业上的合作还比较少。总体而言，科教实力最强、大工业最有基础的还是中三角，去年中三角GDP总和已经达到3万亿，我认为，未来30年，中三角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

时代周报：过去湘鄂赣三省的产业发展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未来在产业分工合作上，要如何进行分配？跨区域合作最大的阻碍是行政隔阂，中三角在这方面要如何寻求突破？

叶青：在GDP至上的经济竞赛中，同属中部的湘鄂赣三省难免雷同，在资金、项目和产业转移等方面存在同质化的博弈，不合作必然导致不经济。所以，我们要制定“中三角”经济区发展规划，最大限度地消除三大城市圈之间的行政分割，在省与省的交界处适当增加项目安排，设立“沿海产业转移示范区”，仿效皖江经济带沿海产业转移示范区，在中三角设立若干个产业转移示范区。

我国长期以来行政分割过于严重，行政区和经济区经常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加强市场经济的联系，尽量摆脱行政区的隔阂，以经济区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础。比如江西第二大城市九江发展受到土地面积的制约，而与之仅一江之隔的湖北小池镇经济落后，现在湖北省把小池设为省级经济区，加强与九江的合作，借九江之力发展起来，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当前，三地已经形成共识，必须解放思想，走联合发展的道路，通过分工协作，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城市群或城市带。当务之急是争取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尽快在国家发改委成立“中三角经济区办公室”，在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中部办)的领导下，制定相应鼓励发展的政策，在土地、资金、项目等方面予以扶持。

目前可以做的，首先是加强交通网建设，过去很多的高速公路在两省交界处就断了，现在要把“断头路”修好。武汉的城际铁路只修到咸宁，可以再往下修连到长沙，另外还要修跨江大桥，方便交通往来。武穴长江大桥获批，就有利于鄂赣两省的往来。其次，是要加强产品采购的互相支持，比如武汉的地铁列车向株洲购买，这一大笔订单就是支持株洲。再者是企业跨省的投资，比如我一直在建议，湖南的三一重工或者中联重科到湖北的赤壁投资，因为赤壁有起重设备产业基础，包括龙门吊、天车等，三一重工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产品，就可以直接到赤壁建工业园，购买一两家企业，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中三角应该学习长三角的经验，比如共同取消收费站，以及交通建设方面的合作，上海迁出很多的产业，通过“飞地经济”的方式进入浙江、江苏和安徽，实现共同发展，“长三角”的概念迅速从部分地区扩大到“三省一市”全境，以上海为龙头，南京、杭州、苏州、宁波等作为支撑，大家都获得利益。现在很多全国知名企业的华中总部都搬到了武汉，再由武汉进入中三角。但是现在中三角的合作还在签署协议阶段，真正要如何去做，如何让老百姓受益，还没有做好。

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是长江中游的三大平原，应该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所谓“湖广熟，天下足”。我们要有大局观念，很多方面大家可以相互让一让，实现从思想认识的统一到制度的统一，再到投资的一体化。我相信，在未来三五年，中三角一定会有很大的成效。

东北经济一体化带来新机遇

特约记者 赵琼

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区域内各省区经济普遍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高速发展。2011年，全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加权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0.5%、12.8%、14.1%和12.5%。2007年，国务院批复《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把东北三省(黑、吉、辽)与蒙东地区五盟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进行规划安排。随后，又陆续制定了《东北地区旅游业发展规划》等区域专项规划，为四省区间加强产业对接合作，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政策保障。东北三省连同蒙东地区总面积达到14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2亿，并且煤炭远景储量超过2000亿吨的蒙东地区已成为了东北的能源大后方。

从2010年4月开始的东北四省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两年多时间里已经取得不小成绩：四省区合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和支撑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在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生物产业、先进装备制造等领域开展合作。以煤炭为例，2010年辽宁从黑龙江调入煤炭2500万吨、从吉林调入100万吨、从内蒙古调入4000万吨，极大缓解了辽宁的能源缺口问题。而为方便蒙煤东进入海，内蒙古在辽宁绥中港口的码头、临港产业园区等合作已在2010年开始推进。2011年，东北振兴第一个跨省区合作项目东北东部铁路全线贯通，这成为东北东部加快发展和沿边开放的大动脉?东北东部10余座城市的大宗货物出海，能直接通过东部铁路进入丹东港进入黄海，而“丹东港也将成为面向整个东北东部最为便捷的出海口，‘十二五’期间将晋升为新的亿吨大港”。这种优势互补，解决了各省区单干时缺乏的生产要素，为经济发展助力。

按照“十二五”规划，在统筹推进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同时，将重点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长吉图经济区、哈大齐和牡绥地区等区域发展。与很多区域不同的是作为我国重要粮食基地和木材产地的东北，也相当重视其生态环境，对于区域内的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制定了专门方案：大小兴安岭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规划将分为两个阶段，共11年时间，近期为2010?2015年，远期为2016?2020年。规划实施后，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区将全面停止主伐生产，同时加强造林和中幼龄林的抚育，加强湿地和草原的恢复和保护，并逐步理顺林业管理体制。预计到2020年，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环境得到初步恢复，生态布局合理，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维持生物多样性的功能明显提升，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

大中原经济区把握产业转移机遇

特约记者 赵琼

中原经济区辐射晋、冀、鲁、豫、皖五个省，该经济区总面积28.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5亿人，其面积及人口居全国第一位，经济总量列全国第四位。以太原、郑州为支点的大中原经济区地理优势相较西部地区非常明显，其与经济发达地区如长江三角洲及京津冀地区相邻。尤其是郑州，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与中国最发达城市之间的距离都比较近。这对带动整个中部地区发展有积极作用，其辐射效应会大大超过幅员辽阔但人口偏少的西部地区。而其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气候及人文环境上的优势也很明显。

因为上述优势，近年来，东部沿海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规模也有所扩大。以利用外资规模为例，河南省2012年上半年出口总额为132.8亿美元，同比增长91.6%，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速，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增长417.7%，而一般贸易出口仅增长0.6%。这跟富士康在郑州投资设厂有很大关系。其下辖企业进出口总额为104.3亿美元，占河南省进出口的48%。而富士康之所以在郑州设厂，是因为当地劳动力价格比东部地区低约30%，而富士康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价格非常敏感。相对之下，郑州具有了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

在推动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时，很多专家提出了建议：首先要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指标。像人口大省河南、河北、山东，都有着充足的劳动力。区域经济学家赵国权就认为：河南作为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人口大省，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政府部门应该从改革户籍制度做起，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让大量农民自愿进城变成市民。这样的一个好处是，农民可以腾出大量的土地，农业可以集约化发展，城市产业则吸收大量的劳动力。

其次，大中原经济区，有靠近国内市场的区位优势。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海运发达，他们充分利用这种优势，把当地的经济搞得有声有色。一旦世界经济开始衰退，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处于国内市场中心的正是大中原经济区，例如郑州，地处中原，往全国各地发货都能节省大量成本，它的“距离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因此，中原经济区的二、三产业会高度集中在沿陇海产业带、沿京广产业带。规划建设的郑州至济南、郑州至太原、郑州至合肥等快速铁路通道也将形成促进区域高效连接的铁路通道网络。

再次，大中原经济区要加速发展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展不足是大中原经济区的弱点。截至2010年底，中原经济区各省的私营企业数量，最多的是河南，也不过是30多万户；而东部地区人口最少的浙江，私营企业却有60多万户，江苏则达到100多万户。如今，中国民营企业对GDP的贡献已经超过60%，2012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也超过62%，因此，大中原经济区要想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第四极，不能单靠国家投资，更多是取决于能吸引多少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的产业转移。